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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传

作者:佚名 蟾宫折桂 升庵自幼聪慧过人,又非常好学,再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,是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,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,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。七岁时,他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,常能背诵。十一岁时,就会写近体诗。十二岁时,拟作《吊古战场文》,有“青楼断红粉之魂,白日照翠苔之骨”的警句,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,复命拟《过秦论》,其祖父读了之后,自矜谓:“吾家贾谊也”(陈文烛《杨升庵太史年谱序》)。有一天,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,问升庵曰:“景之美者,人曰似画;画之佳者,人曰似真,孰为正?”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,升庵略加思索,立即写诗云:“会心山水真如画,名手丹青画似真;梦觉难分列御寇,影形相赠晋诗人。”他十三岁时,就随父入京师,沿途写有《过渭城送别诗》、《霜叶赋》、咏《马嵬坡》诗等,其《黄叶诗》,轰动京华。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“见而嗟赏,令受业门下”(《明史》卷192),并称杨慎为“小友”。升庵二十一岁时,参加会试,主考官王鏊、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。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,以致名落孙山。遭此意外的打击,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。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,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(1511)他二十四岁时,殿试第一,考中状元,授翰林修撰。从此,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。 入仕求退 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。他为人正直,不畏权势。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燳是一个喜欢玩乐的人.不理朝政,喜欢到处游玩.针对武宗荒诞的行为,杨慎不避斧钺,敢于犯颜直谏,于正德十二年(1517)呈上《丁丑封事》的奏章,指责朱厚燳“轻举妄动,非事而游”,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。朱厚燳根本不理睬,依旧我行我素。升庵目睹民不聊生,国事日非,实在气愤不过,称病告假,辞官归里。 逆鳞廷杖   正德十六年(1521)武宗终被害死,死因不明,成为一场悬案,因无子嗣,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,是为明世宗。授杨慎翰林院修撰,经筵讲官。升庵利用给皇帝讲书的机会,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。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、于经等人,由于大肆行贿、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。升庵在经筵讲课时,便特地选出《尚书》里《金作赎刑》这一章,对世宗讲道:“圣人赎刑之制,用于小过者,冀民自新之意;若大奸元恶,无可赎之理。”朱厚熜听了之后很不高兴,常常借故停止讲书。这样,升庵由于耿直,既失欢于皇帝,又结怨于权奸。杨慎虽胸怀壮志,力图报国,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。 特别是在内阁“大礼议”的纷争中,突出表现出杨慎的“叛逆”风骨。事情是这样的:朱厚熜以“兄终弟及”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,按照皇统继承规则,世宗要承认孝宗是“皇考”,享祀太庙;自己的生父只能称“本生父”或“皇叔父”。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,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“皇考”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;这样,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。当时,张璁、桂萼等新贵,为迎合上意,攀附权奸,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,加入睿宗(兴献王朱祐杬),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。为此,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,升庵一再上书辞职,不愿与张、桂等“无耻小人”同列共事。对此,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,他一意孤行,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,升庵“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。不得命,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”,世宗更加震怒,竟使用暴力镇压,“命执首八人下诏狱”。消息传出,群情激愤。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,激动地说:“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,仗节死义,正在今日。”于是,在金水桥、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,抗议非法逮捕朝臣、声彻宫廷。“帝益怒,悉下诏狱,廷杖之。”升庵于七月十五被捕,十七日被廷杖一次,死而复苏;隔十日,再廷杖一次,几乎死去,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(今云南保山县)。 流放滇南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,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,仍然奋发有为,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。他路经湘西,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,情不自禁地哼出: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!”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在贵州,他想起了流放夜郎(今桐梓县)的李白,感叹“我行更迢递,千载同潜然”(《恩谴戌滇纪行》)。他不仅寄情山水,而且悉心著述,为白族修史。每到一处,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,抒发政治热情。他在《南枝曲》中,以生在“穷山绝域”而“绝世独立”、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;在《山茶花》中,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,“绿叶红英斗雪开”的傲然风骨。他在永昌看到“背日而开,与蜀葵相反”的唐婆镜花,就慨叹葵花向日,固然是忠臣的象征;唐婆镜花背日而开,应是诤臣的表现。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,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,使人忠奸难辨,真假难分。在咏物之中,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。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,仍然关心人民疾苦,不忘国事。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,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,化公为私,敛财肥己,坑害百姓时,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《海门行》、《后海门行》等诗痛加抨击,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,力言此役“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,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”,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。 伉俪情笃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,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。他的夫人黄娥,字秀眉,四川遂宁(又称黄安)人,长诗词,尤擅长散曲。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,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、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。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,榴阁赋诗,相互酬答。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,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。婚后第二年,在黄娥的支持和劝促下,升庵就动身进京复官。 杨慎与黄娥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。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,春光明媚的顺境是很短暂的,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。当杨慎因仗义执言,遣戍滇南时,黄娥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,而且深表同情,曲意劝慰,殷勤照顾。黄娥不辞风霜之苦,千里跋涉,亲自护送升庵从北京到云南。嘉靖三年(1524)十二月十五日这个天寒地冻的夜晚,黄娥陪伴着骨瘦如柴,身带枷锁的杨慎,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,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,疲惫不堪,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,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。临别之际,升庵填写了一首《临江仙》词云:“楚塞巴山横渡口,行人莫上江楼。征骖去棹两悠悠,相看临远水,独自上孤舟。却羡多情沙上鸟,双飞双宿何洲?今霄明月为谁留?团圆清影好,偏照别离愁。”(《戍云南·江陵别内》)。情辞凄楚,催人泪下。黄娥回到新都,看到桂湖景物依旧,物是人非,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《七律·寄外》:“雁飞曾不度(一作到)衡阳,锦字何由寄永昌?三春花柳妾薄命,六诏风烟君断肠。曰归曰归愁岁暮,其雨其雨怨朝阳,相闻空有刀环约,何日金鸡下夜郎?”感情十分真挚。此后,黄娥曾越山涉水,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,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,嘉靖八年(1529)杨慎父亲去世,杨慎赶回新都治丧,夫妇才得短期会面。相见时难别亦难。临别时,黄娥写了《罗江怨》散曲,与升庵送别。曲云:“青山隐隐遮,行人去也,羊肠鸟道几回折?雁声不到,马蹄又怯,恼人正是寒冬节。长空孤鸟灭,平芜远树接,倚楼人冷栏干热。(其三)”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,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,凄婉动人,遂成千古名句。 著作等身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,勤于著述,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。他不仅对经、史、诗、文、词曲、音韵、金石、书画无所不通,而且对天文、地理、生物、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。如他任翰林时,正德皇帝朱厚燳问钦天监及众翰林:“星有注张,又作汪张,是何星也?”众张口结舌,无以对答,独杨慎从容对曰:“柳星也”,并历举《周礼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。他预修《武宗实录》,事必直书,不为尊者讳。他在长期流放中,仍然“好学穷理,老而弥笃”(《明史·杨慎传》)。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,尽管图书资料奇缺,升庵仍嗜书成癖,“书无所不览”,经常对人说:“资性不足恃,日新德业,当自学问中来。”(《明史·何孟春传》)他认为要“知天下”,一是依靠“躬阅”,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;二是依靠“载籍”,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。因此,他不仅刻苦读书,手不释卷;而且每到一处,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,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,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。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,仅凭自己苦学、实践、记忆,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、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。如《南诏野史》、《云南通志》、《云南山川志》、《慎候记》、《南中志》、《滇载记》、《记古滇说》等书。据《升庵杨慎年谱》的记载,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。所以,《升庵外集》序称:“国初迄于嘉隆,文人学士著述之富,毋逾升庵先生者。”《明史》本传曰:“明世记诵之博,著作之富,推慎第一。”后人辑其重要著作编为《升庵集》,散曲有《陶情乐府》。 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(1559年)七月六日卒于戍所,时年七十二岁。临终时,他还以“临利不敢先人,见义不敢后身”勉励后人。
杨慎(1488~1559)明代文学家,明代三大才子之首。字用修,号升庵,后因流放滇南,故自称博南山人、金马碧鸡老兵。杨廷和之子,汉族,四川新都(今成都市新都区)人,祖籍庐陵。正德六年状元,官翰林院修撰,豫修武宗实录。武宗微行出居庸关,上疏抗谏。世宗继位,任经筵讲官。嘉靖三年,因“大礼议”受廷杖,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。终明一世记诵之博,著述之富,慎可推为第一。其诗虽不专主盛唐,仍有拟右倾向。贬谪以后,特多感愤。又能文、词及散曲,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。著作达百余种。后人辑为《升庵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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