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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平

作者:佚名 刘墉,祖籍江苏省丰县欢口镇刘大营村。后至山东诸城(现高密),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,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,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。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,祖父刘棨(qǐ)曾担任过四川布政使,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,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,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,为官清廉果敢,乾隆帝说他“遇事既神敏,秉性复刚劲,得古大臣风,终身不失正”。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、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,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,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。但不知什么原因,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,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。直到乾隆十六年(1751),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,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,并获进士出身,旋改翰林院庶吉士。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,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,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,期满考试合格者,授翰林院编修。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,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,号称“清贵”,“有清一代宰辅,多由此选”。而且,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“文”字,则必须是翰林出身。所以,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。应当说,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。 清朝乾隆十六年(1751年)刘墉殿试后,读卷大臣将刘墉作为呈送卷第一名。乾隆帝阅后认为“墉”无超人才华,也可能怀疑读卷大臣巴结正在当朝大红大紫的刘墉父亲,将刘墉贬为二甲二名,将原拟第五名,也就是二甲二名的吴鸿拔为第一甲第一名,说道:“今取一朝状元,必得有众人向往之才气。平墉之人怎能夺冠?就这样,本来是刘墉的状元改为了进士。中进士后一年后散馆,授编修,进入仕途,初任江宁知府,再迁侍讲。 乾隆二十年(1755年)十月,其父刘统勋(时任陕甘总督)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,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,旋得宽释,降为编修。次年六月,充广西乡试正考官。十月,提为安徽学政。任职期间,针对当时贡生、监生管理的混乱状况,上疏“请州县约束贡监,责令察优劣”,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,“部议准行”。 从乾隆二十一年(1756)开始,刘墉被外放作地方官,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,他主要做地方官,由学政、知府,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。在做地方官期间,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、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。对科场积弊、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,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。《诸城县志》称赞他:“砥砺风节,正身率属,自为学政知府时,即谢绝馈贿,一介不取,遇事敢为,无所顾忌,所至官吏望风畏之。”同时,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,查禁书,兴文字狱,捉拿会党,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。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。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,类似于教育厅长,但不同之处在于,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,独立开展各项事务,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。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,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。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,反映地方情况,吏治民风。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,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,其中有“海岱高门第,瀛洲新翰林”之句,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、有所建树。在出任江苏学政前,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,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。刘墉也不辱使命,很是严肃认真。据清人笔记记载:“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,严肃峻厉,人多畏惮。”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,相隔近20年,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,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。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,因为把关严格,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。 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十月,调任江苏学政。在任期间,他又上书:“生监中滋事妄为者,府州县官多所瞻顾,不加创艾。(行政官员)既畏刁民,又畏生监,兼畏胥役,以致遇事迟疑,皂白不分,科罪之后,应责革者,并不责革,实属阘茸怠玩,讼棍蠹吏,因得互售其奸。”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,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,称赞其“知政体”,并于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。 乾隆三十年(1765年),升任冀宁道台。第二年,因任太原知府期间,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,坐罪革职,判死刑。乾隆帝因爱其才,特加恩诏免,发军台(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,即邮驿)效力赎罪。次年赦回,命在修书处行走。 乾隆三十四年(1769),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。从乾隆十六年(1751)中进士时算起,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。说来,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,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,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,刘墉遭株连被革职,与诸兄弟一起下狱;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,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,擢山西太原府知府。刘墉之父刘统勋,曾于乾隆二十二年(1757)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,乾隆二十四年(1759)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,声誉颇佳。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,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,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。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,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,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,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,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“修书处”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。由此可见,这段时间里,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“亨通”。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,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。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,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,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。因此,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,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,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。第二年,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。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,“颇以清介持躬,名播海内,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,至以包孝肃比之”。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《刘公案》,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、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,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,未必都是实录,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、有政声,是难得的贤能官吏。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:“初闻领丹阳,官吏齐短脰(dòu)。光风吹一年,欢风极老幼。先声将人夺,苦志将人救。抗上耸强肩,覆下纡缓袖。”意思是说,刘墉到江宁后,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,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,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。 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,擢陕西按察使。第二年,其父刘统勋病故,回家服丧。 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三月,刘墉服丧期满还京,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,且察刘墉器识可用,诏授内阁学士,任职南书房。十月,任《四库全书》馆副总裁,并派办《西域图志》及《日下旧闻考》,任总裁。次年七月,充江南乡试正考官,不久,复任江苏学政。在任期间,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,要求按律惩办。是年底(乾隆四十三年),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,迁户部右侍郎,后又调吏部右侍郎。 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,授湖南巡抚。时值湖南多处受灾,哀鸿遍野,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,贪官污吏猖獗,百姓怨声载道。刘墉到任后,一面查明情由,据实弹劾贪官污吏,建议严办;一面稽查库存,修筑城郭,建仓储谷,赈济灾民,并准许民间开采硝石。仅一年余,库银充实,民粮丰足,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。 刘墉历迁江西、陕西、江苏,至乾隆四十五年(1780),刘墉被授湖南巡抚,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,节制各镇,兼理粮饷,驻长沙,兼理军民事务,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。 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,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。次年三月,仍任职南书房;不久,又充任三通馆总裁。此时,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。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。刘墉至山东,假扮成道人,步行私访,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,而国泰邀功请赏,以荒报丰。征税时,对无力缴纳者,一律拿办;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、举人9人。及至济南,经审问,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,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。刘墉如实报奏朝廷,奉旨开仓赈济百姓,捉拿国泰回京。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,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,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。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,历数国泰罪行,据理力争,终使国泰伏法。在处理国泰一案上,刘墉不畏权要,刚正无私,足智多谋,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,为民除了害。后来,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《刘公案》,对这位“包公式”的刘大人大加颂扬。 国泰案结,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,兼管国子监事务。不久授工部尚书,仍兼署吏部,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。 乾隆四十七年,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,命在南书房行走。当时和珅炙手可热,刘墉遂“委蛇其间,惟以滑稽悦容其间”。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。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,同时也是官场中人,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,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。大体说来,他任地方官、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,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,“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”;入京以后,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,擅弄威权,排斥异己,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,以滑稽模棱取容。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,做到协办大学士、吏部尚书、上书房总师傅,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。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,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,更关键的是,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。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,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,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,下属历城、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。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,责成和珅、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。 国泰,满洲镶白旗人,姓富察氏。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,因此,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,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。赴山东途中,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。据钱泳《履园丛话》记载,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,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。到山东历城县后,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,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,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。钱沣要求先封库,第二天彻底拆封。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“多系圆丝杂色银”,通过盘诘库吏得知,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。于是,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,“大呼曰:迟来即封贮入官矣”,意思就是说赶紧来,晚了就封存入官了,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,库藏为之一空。 在这件事上,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,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很显然,刘墉支持钱沣,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。从这件事我们看到,刘墉仍不失其“刚正”。 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六月,命署直隶总督。八月,又调吏部尚书,不久,充顺天乡试正考。是年底,充经筵讲官。次年五月,复兼理国子监事务。六月,授协办大学士。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,充玉牒馆(修帝王族谱之处)副总裁。 此后的几年里,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,受指责,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。乾隆五十二年初,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、曹文埴(zhí)的谈话内容,不仅受到申饬,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。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,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。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。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,刘墉兼理国子监,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,被御史祝德麟弹劾,结果刘墉受到处分。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,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,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,时任协办大学士、吏部尚书、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,降为侍郎衔,不再兼职南书房。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,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,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,才对刘墉加恩擢用。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,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,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。入京为尚书,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。我曲意优容,未加谴责,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,勤勉办事,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。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,于国则为不忠,于父则为不孝,其过失甚大,实在不能宽恕。应当说,措辞相当严厉。 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四月,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,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,被降职为侍郎。不久,授内阁学士,提督顺天学政。乾隆五十六年(1791年)初,迁都察院左御史,旋擢礼部尚书,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。五月,又署吏部尚书。 乾隆五十八年,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。因为安排失当,阅卷草率,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。按规定,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。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,刘墉还是被“严行申饬(chì)”。 嘉庆元年,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,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,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。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“向来不肯实心任事”,并举例说,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,结果刘墉对以“尚可”。而戴本来十分庸劣,断难胜任。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,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。要他“扪心内省,益加愧励”。 嘉庆二年(1797年)四月,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,但仍旧指责他“向来不肯实心任事,行走颇懒”,并说“兹以无人,擢升此任”,可见其评价。当然,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,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。 五月,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,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。察看黄河之后,他上书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“堵筑”,下游“宽浚”。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嘉庆四年(1799年)三月,加太子少保。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、擅权纳贿一案。刘墉不畏权势,很快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、搜刮民脂、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,奏朝廷。皇上处死了和珅,没收了他的家产。 嘉庆四年底,刘墉上疏陈述漕政,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,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,嘉庆皇帝看后,深以为然。嘉庆六年(1801年),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。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,更是著名的书法家,是帖学之集大成者,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(其余三人为成亲王、翁方纲、铁保)。清徐珂在其《清稗类钞》中称赞刘墉道:“文清书法,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,清庙明堂之器,推为一代书家之冠。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。所谓金声玉振,集群圣之大成也。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,体格屡变,神妙莫测。”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,师古而不拘泥。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,体丰骨劲,浑厚敦实,别具面目。刘墉之书,尤善小楷。后人称赞他的小楷,不仅有钟繇、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,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。刘墉兼工文翰,博通百家经史,精研古文考辨,工书善文,名盛一时。著有《石庵诗集》刊行于世。 嘉庆七年(1802年),皇上驾幸热河,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。此时,他八十有余,却轻健如故,双眸炯然,寒光慑人。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,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,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,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。清人笔记记载,一次在军机处吃饭,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,刘墉马上接口说:“但使下民无殿粪,何妨宰相有堂餐?”一座为之喷饭。 电视剧《宰相刘罗锅》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:乾隆问和珅,你是做忠臣呢,还是作奸臣?和珅答,我不做忠臣,也不作奸臣,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、逗您开心的弄臣。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。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,但应当说,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。 乾隆皇帝有一个“本朝无名臣”的理论,他说,因为朝廷纲纪整肃,本朝没有名臣,也没有奸臣。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,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,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。所以,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、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。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,炫耀自己的“十全武功”,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,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,而只需要忠心办事、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。 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,和珅弄权,勾结党羽,把持朝政,排斥异己,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。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,结果反遭陷害,被革职。所以就不难明白,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,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,唯唯诺诺。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、保全自己的角度看,刘墉这样小错不断、屡遭申饬、弄得自己名誉扫地,未必不是聪明之举。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。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,也是如此。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、旧吏来看望,他所言皆不关政治,全为诙谐之语。 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,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。乾隆皇帝聪明太过,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;乾隆皇帝好名太甚,使得大臣们只得“平庸”。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。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,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,清正廉洁地为官,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。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,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,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,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,不再顾及名声,圈地、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。老百姓意见很大,也有人向刘邦告状,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,不再追究。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(嘉庆九年对应公历1804年,但十二月二十五日时公历已经进入1805年。按传统农历纪年为嘉庆九年,但在用公历表示生卒年份时,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,还是应该记成“卒于1805年”),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,享年86岁。去世的当天,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,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,“至晚端坐而逝”。《啸亭杂录》记载,刘墉死时,说他“鼻注下垂一寸有余”,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。不管怎样,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,寿终正寝,功德圆满。卒后赠太子太保,谥号文清,入祀贤良祠,谕祭葬。 刘墉家族,世人称之为诸城刘氏,诸城刘氏家族从刘必显开始五代为官,有三公二宰相,因此诸城也成为刘氏的望族所在。 诸城自古名人辈出,在西汉初设东武县,隋代方改称诸城,刘墉作为诸城人,以诸城古地名“东武”自号,足见刘墉深以为诸城人为豪。
刘墉(1719~1804),字崇如,号石庵,另有青原、香岩、东武、穆庵、溟华、日观峰道人等字号,清代书画家、政治家。山东省高密县逄戈庄人(原属诸城),祖籍江苏徐州丰县。乾隆十六年(1751年)进士,刘统勋子。官至内阁大学士,为官清廉,有乃父之风。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,做过吏部尚书,体仁阁大学士。工书,尤长小楷,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。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京。谥文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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